刘铁男受贿案今日将宣判

不过，这毕竟是工作层面的规定，要跳出立法监督的固有模式、机构界限，与审判实践形成制度化连接，则有待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与规范供给。

[34]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18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工作权对于实现其他人权至关重要，并构成人的尊严的不可侵害、固有的一部分。[64]针对单身母亲家庭，应正确认识母亲一职的社会贡献和劳动力价值，可设立专项援助项目，提供救济津贴，让单身母亲得以维系一个适宜的家庭，养育子女。

[29] 李广德：《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4-33页。[17] 参见潘锦棠：《向公共家庭政策要妇女公平就业权利》，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0期，第78页。[7]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女性权利已经是人权保护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50] 蒋月、林志强：《健康权观源流考》，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4期，第145页。这些确实构成我们从法规范意义上来界定母亲概念的必要因素，而对于女性权利的认知和建构也与上述内容所共同勾勒出的母亲形象密切相关。

结合三孩政策，对女性的权利保障应重点关注生育权、健康权、工作权和家庭领域的平等权等，其权利体系具有复合性、身份性，以及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等特点。一方面，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抚育的实践中，男性角色严重缺失。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281页。

[30]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6年6月3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4期。该观点被认为是对《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5项文本意涵的遵循。Vgl. Wolfgang Mitsch, Recht der Ordnungswidrigkeite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2005, S.160.在确定行政罚款数额时，美国亦强调在衡量违法行为人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将罚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7条第3款将违反秩序行为的严重性行为人可责难性和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作为量罚情节。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弊害的矫正器。[2]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行终330号行政判决书。

处罚前科、过错程度、悔错态度等构成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对于可否在法定情节之外减轻行政处罚，更是只在讨论减轻处罚问题时顺带提及，而且观点迥异。[45]参见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载《法学家》2015年第4期。本文基于现行《行政处罚法》及其相关规范展开讨论。

相反，适时减轻行政处罚，既使经营者认识错误，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又有助于避免处罚对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课以过重的负担，有利于提升营商环境。上文所述的畸重罚则是抽象的，也即对于违法行为人而言普遍偏高。换言之，增设减罚情节对违法行为人是有利的。[21]参见詹镇荣：《行政法总论之变迁与续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444页。

[12]参见曾文远：《食品行政处罚中减轻处罚规范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2期。第二，缺乏明确的内容指示。

前者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需要考量行为人、行为、故意或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定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要素。若量罚要素不完全相同，则需再度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不同的判断。

换言之，即便行政机关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行政处罚，也仅需遵循现行处罚程序，而无专门的程序要求。再次，探讨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潜在风险及其来由。这无疑将为企业、个人点亮一束光。若根据文义，其他规范性文件显然不可归入。[14]参见许安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页。（三）未必损害法的安定性 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

换言之，只有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处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处罚目的。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符合相关规范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适时减轻行政处罚，无疑是校正畸重罚则的一剂良方。

四、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追责风险 为落实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2021年）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无论是基于程序抑或原则，均无法完全打消适用者的顾虑。

就此而言，应否允许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本质是法的合理性与法的安定性的较量。[52]参见何茂斌：《从方林富炒货店案谈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执法困境与解决思路》，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0年第8期。

对其或多或少的予以处罚，有助于处罚目的的实现。同时，方林富炒货店在案发后有认错表示且及时中止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人再犯的风险亦不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用之一在于补充法律、法规、规章之欠缺，或改善法律适用的僵化不合理状况。[22]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7—330页。

[36]参见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56]参见陈太清：《过罚相当原则的司法适用》，载《法学》2021年第10期。

[51]参见彭文华：《酌定减轻处罚的自由裁量与技术制衡》，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作为通用规范的《行政处罚法》和特别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会对包括减罚情节在内的量罚要素进行额外罗列。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答记者问时提出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处罚法等在法定幅度外减轻罚款。一方面，在无法定减罚情节时，鉴于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行政机关可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保守作出从轻处罚决定。

过重的处罚或使其无力缴纳，甚至因罚返贫，丧失东山再起的资金，严重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唯有突破三无（无特别法定依据、无明确内容指示、无专门酌定程序）的窒碍，提出尽职免责的适法方案，方能使行政执法人员毫无后顾之忧地酌定减轻行政处罚。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在上述法定情节之外减轻行政处罚。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监管型国家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治理模式选择。

这一观点亦得到官方肯认。根据《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过罚相当是指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41] 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呼唤更具包容性的监管理念，希冀政府处理好市场主体的负担适度公平竞争与创新保障三者之间的平衡。其适用是否也应限定在法定范围内的裁量？基于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在法定情节之外减轻行政处罚，是否不符合这两个原则约束裁量权的功能定位？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均是实质法治理念的具体化呈现，旨在指引和规范立法裁量和行政裁量。

《行政处罚法》（2021年）第30条、第31条和第32条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不乏对减轻行政处罚情节的规定。周海源：《危害性评价应纳入行政处罚制度的基本范畴》，载《法学》2020年第6期。